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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40多甲喇、200多牛录,加上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总共500余人。成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已属于这500余骨干中的一员,标志着曹家踏入后金上层社会的圈子。
李思忠更是飞黄腾达,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军功卓著,历任牛录额真、二等参将、西安驻防副都统、陕西提督总兵官兼四旗汉军官兵昂邦章京(将军)等职,其子孙在顺治至康熙朝共有近30人在朝廷任要职。
但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五庆堂曹氏方面对曹簠的记载似乎失传了。
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曹簠本是万历初年在辽东将领中仅次于李成梁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何会没有记载呢?
他本人肯定活不到抗清时期,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参与了抗清战争,甚至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让鞑清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按照鞑清的传统,干脆从历史上抹去了他这一支的痕迹。
当然,是否参与抗清,不能算是高务实判断一个武将是否可用的关键,因为奢求这个年代的武将们个个都讲究家国大义,那实在有些幼稚,与其要求那些武将,不如要求文官们——武将们不理解大义可以说是读书少,你文官难道也读书少?
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之前,抱着为国捐躯心态的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些战死的将领,多数也是“为皇上尽忠”——这种忠诚是来源于封建愚忠的洗脑,而不是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那些不肯“为皇上尽忠”的人,无非是洗脑不够彻底罢了。能够自我升华思想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曹簠既然又是辽北人(开原三万卫,铁岭隔壁),早年的升迁又和李成梁颇为同步,高务实为何还觉得此人可以考虑呢?
关键就在于长安堡一战之后李成梁对曹簠的态度。
长安堡一战,明军方面损失了一名千总、一名把总,阵亡官军三百一十七人,马四百六十四匹,被掳去男女百姓二百九十八人,牲畜粮米数百。
这个败绩严重不严重?要看怎么比。
单独拧出来说,这个败绩是挺严重的,尤其是死了个千总和近五百匹战马,这不仅在战死将领层面来说损失不小,重要战略物资(战马)的损失更是让朝廷感到愤怒。
但问题在于,这一战不是一场单独的战役,它有前提,首先是蒙古左翼黑石炭部侵犯辽阳,曹簠率军顽强阻击,黑军战败退走。然后曹簠才乘胜追击,进至长安堡(今辽宁辽阳西)遇伏,结果明军四面受敌,经苦战仅部分人员得以突围,造成“大败”。
也就是说,这场仗有两种可能:一是黑石炭部攻辽阳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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