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传统,将人的主体意识与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观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万物影像。
所以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由此,王阳明得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结论。
关于王阳明与朱熹学理上的关系,后世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甚多,此处不多赘述。总之,王阳明走上反对程朱理学的道路,除了学理上的原因,更多的还有现实考虑,就是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科举教材以后,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当时许多士人将程朱理学当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忽视了程朱理学道德修养的意义,所以完全违背了程朱理学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的初衷,反而导致理学出现严重的“虚伪化”。而王阳明弘扬“知行合一”的心学旗帜,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传统。
从内圣的角度讲,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实理”。他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
他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则称为“实理”,而对“吾心”格致的过程,就是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过程。他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心中之理,也是万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认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获得宇宙万物的实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获得实理之途。
在获得了“实理”以后,王阳明主张还要将其推致于日用常行之间。他曾激烈反对佛老那种脱离修齐治平路线的修养路径。
他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佛教将现实世界君臣、父子、夫妇的责任和义务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赘,要“不著相”,其实就是要逃避。而心学坚持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一切学问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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