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20两),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说,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换句话说,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那也是没准的。
这种时候,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
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不会做傻事。
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可以,那你就继续老老实实呆着,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至于几年后,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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