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九卿之官,平时即可立于朝堂之上与皇帝面议朝政,故皇帝对各官都有初步之了解。
另外,四品以上已属体尊之官,为显示对高官的尊重,亦不可使其与五品以下之中低级官员同堂受审。而翰林院众学士本身即为“清华之选”,且“官为学士,职在论思”,不必过多参与政务的处理;此外,学士与皇帝过从甚密,其行能如何必然为皇帝所知晓,故亦不需被吏部与都察院考察。
当然,实际上四品以上官和翰林学士的自陈,并非从来皆然,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方为定制的。
有关官员于京察中的自陈,在成化四年之前都没有相关之记载。成化四年方才有“两京大臣许令自陈休致”的记载,然此并非自陈之定制,只是在言官的建议下才间或行之,而且对所谓之“大臣”为何,也没有明示。
“弘治十年二月,吏部以考察京官,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上从之。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欲兼考大臣,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令自陈。上曰: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
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之外,自陈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即使言官奏请,皇帝亦不予采纳。到了正德四年时,才于行京察之诏书中有明确之规定:“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自此,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进行自陈方为定制。
与四品以上官由不自陈到遵例自陈不同,翰林院学士则经过了一个由被察之官转为自陈之官的过程。早在成化四年京察之时,时任掌翰林院学士柯潜便以本院属官“无事绩文案可考”为由,要求仅将本院属官公同内阁考察,并获得宪宗批准,然此年考察,翰林院属官无一降黜。
成化十三年也依成化四年之旧例。但或是因为翰林院会同内阁主持的京察效果不甚明显,弘治元年吏部开始参与对翰林院官员的考察。然此举却引起了翰林院学士的异议,弘治十年京察之时,掌翰林院学士杨守阯向孝宗上疏:
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遐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
孝宗觉得他所言不虚,于是从谏如流,采纳了杨守阯的建议,故自此之后,“凡官至学士者,遇考察皆自陈”。《明史》亦称:“学士不与考察,自守耻(阯)始”。
既然高官们今年都抢先自陈,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规矩,即“例先内阁,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次三品、次四品”的顺序,先由内阁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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