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细节,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那就完全可能办到,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两不挨。
至于守备会议,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
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全面开花”,而一定会有所侧重。这个侧重,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确切的说,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
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
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正德三年,刘瑾变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南京引板,俱令销毁”;但在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
粮税不是商税,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而在“海瑞战徐阶”之后,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而是通通该征银两、铜钱。
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灾而免税,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
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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