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础若都没有,成功从何谈起?
朱应枫虽然是“愚昧落后的传统贵族阶层”人物,但他一个爱搞海贸的人,对西方事务的关心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京华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图”他几乎能脱手画出来。
注:不过此时京华的“世界地图”因为高务实的刻意隐瞒而并没有画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团迷雾”状态,而美洲也只画了个大概轮廓,非洲的内陆部分同样刻意画成了一团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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