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卫所兵相比自然不算充数,但他们的确是充“在册”的数。
募兵相比卫所兵,战斗力倒是有所提高,但也导致军费大增,首先就是招募士兵需要银两。自土木之变后至嘉靖前期,募兵费用大增,以九边为例:成化八年,募西北义勇“人给银三两,布二匹,月米一石”,折银约五两。
到了弘治年间募兵,直接就成了“人给银五两。”银五两可折米七石至十石,比正统初募兵给布二匹高出数倍。
而正德初,则是“募土人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三两。”不要以为这是待遇下降了,要看清楚这里说的是“土人”,比如岑黄两家当初所控制的地方,下辖的僮人就称之为土人,所以这里给银的三两可不是汉兵的身价。
而到了嘉靖年间,各边募兵又多出来一项支出,即“人给衣装银三两。”其间正式的月饷则依旧是“给银五两”,换句话说那三两银子的“衣装银”就是单纯的一次性服装费。
于是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五十九万两之多,嘉靖朝之所以亏空越来越大,到了隆庆时期高拱执政之后,前几年尽在给嘉靖擦屁股还债,其中就有这一因素。
若非俺答封贡事成之后省下大笔军费(打仗的时候肯定更花钱)的话,就算有高拱在,估计也只能维持收支平衡,但要还债就千难万难了。后世史学界之所以对俺答封贡的意义评价极高,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九边募兵最多,募兵费也最高,但除了九边之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募兵,比如沿海抗倭时的这笔钱也甚为惊人——如戚继光所部戚家军就是募兵,对他们的供给也由朝廷捡账(但其实不够,还得靠戚继光从其他地方想法子,包括做假账贪墨,然后又砸进军队里),其余如俞大猷、刘显等抗倭主力,性质上也基本都是募兵(当然相关卫所也要提供一部分兵员)。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募兵银是一次性的,并不涵盖月例银,也就是说这笔钱只是买了个募兵进来,而并没有算上“月薪”。
“月薪”这一块,南北方价格又有不同,一般来说北兵较低而南兵较高(南方经济发达,给少了没人应募),南兵的月俸有时候甚至高达每日三分银——意味着一个月要九两,当然这通常是战时,比如御倭最严峻的时期。
于是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
俺答封贡前夕,时任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指隆庆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同上指隆庆三年)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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