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禁了之。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上谕中说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輙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以上就是朱元璋对于设定“不征之国”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打起来不方便,打下来又没用。”所以不打,合情合理。
不过,仔细看一下朱元璋的原话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留了后门的:“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那么,如果“彼为中国患者”,是不是就能伐之了?理论上应该是。
到了这里,关键因素就转变了,变成了如何定义“彼为中国患”。
杨广打高丽的理由和李世民打高丽的理由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如李世民就说了:“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瞧瞧,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开拓型皇帝,当他要决定讨伐谁时,其思路并不是彼国已经在“为患中国”,而只是“不遗后世忧”。相对来说,朱元璋的思路就过于保守了一些,似乎真的认为“处中国而治万邦”是绝对的真理,未曾设想过时移世易之下的局势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不是都能“以不变应万变”。
当然,以朱元璋当时所面临的局面,这么做说得过去。例如朝鲜,它在元末是有投机倾向的,不过李成桂夺权以后有几个隐患。其内部政治力量有待整合,外部又有倭寇滋扰,他在位期间是搞定了倭乱,对明朝采取的措施是以小事大,表现得十分恭顺。
这种恭顺一来源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是为了借助明朝的声势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早在洪武二年,高丽王朝就已经派遣使者来入贡了,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之后,还被朱元璋以篡位名义扣住朝鲜国王的帽子不少年。
至于安南,当时的政治觉悟也是很高的。洪武二年,壬午,安南国王陈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叚悌、黎安世等来朝贡方物,因请封爵。
因为态度好,大明这边也有不错的反馈,诏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其国,封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当时安南时不时的前来进贡,还喜欢进贡大象,让朱元璋颇为满意。
后来永乐朝时黎大彪子犯了忌讳,想那朝贡体系是天朝上国的外交纲领,你杀了安
请收藏:https://m.qsww.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