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无法解决,因此外部敌人趁机吃掉了它最后的遗体。
这就是为什么高务实的财政改革一开始动手的方向是解除海禁和军工私营。
没有大杀器,那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可以先把军事实力提上来,确保外部威胁被降低到最底程度。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开始内部改革了。
不过高务实依旧很谨慎,他先选择了一个虽然重要但看似并不太过于起眼的项目,于是便有了《纾驿路疏》。
通过驿路改革,大明朝丢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每年节省了数十万两的花费不说,还让驿站能够反过来给财政供血。虽然这个反哺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一进一退之下,那也是将近七十万两的差额,至少可以说不无小补。
开海日久,国库日丰,给财政带来的收入从数十万两到数百万两,如今海关加陆路出口两项收入已经基本达到了每年约八百万两,成了大明朝的财政支柱之一。
军工私营,不仅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费、冗员开支,还让军队的装备在二十年后焕然一新,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先进性,综合算下来一年也要节省至少一百余万两,个别备战时期甚至能超过两百万两。
再加上驿路改革,仅仅这三项“攻守易势”,大明朝的财政便多了千万两的岁入。
在这之后,高务实地位已经稳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开藩禁就成了下一个推进的改革项目。
朱元章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辈都打不着的子孙,朱元章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
然而朱元章没有想到的是,十几代下来,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以上。明朝皇子长大以后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须分封,每一次置藩都会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发加剧了土地兼并。
这样十几代下来,全国最好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皇庄、王庄。例如原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为宗室所有。
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呢?老百姓连活路都没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税?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却全都不上税!
同时,大明财政还得给这些宗室大量发放俸禄。以嘉靖中叶为例,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超过两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
大明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被这几十万全靠国家奉养的宗室给拖垮的。以宗室、勋贵集团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此时虽然衰弱了,但他们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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