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甚至民乱。然后高务实便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即把地方稳定同时纳入县官政绩考核。
高拱这几年所推行的考课法,就是秉承这一思路,但加入了更多的细则。简而言之,现在一个县令干得好不好,有很多的具体数据可以参考,比如公文回复速度、征税足额率、征税提高率、功名取得率(秀才以上)、案件处理速度、案件完成度、匪情出现率及危险度、民乱出现率及危险度……等等。
这些标准的出炉,使得大明全国的行政效率几乎都得到了提升。当然,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基本上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效果越好,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效果越差。高拱前不久还在和高务实商议怎么把落后地区也提升起来,想不到现在竟然就天人永别了。
另外,高拱在用人方面不仅眼光准,而且也非常有宰相气度。
举一文一武两个例子:文官方面,原山东巡抚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在张居正倒台之后,梁梦龙自己都觉得别说山东巡抚坐不稳了,只怕还要吃到高氏门生的大量弹劾,所以连请辞的疏文都写好了。结果他却等来了一纸调令,回京任户部右侍郎,配合户部尚书王国光清丈全国田亩。
清丈田亩完成之后,梁梦龙又改掉兵部,前往辽东赏赐将士,万历五年回来之后,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御史、总督蓟辽,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打出来的。
武将方面,张居正倒台之后,戚继光一度非常着急,派他的侄儿戚金回京联络高务实。高务实只是告诉戚金,“令叔国之干城,元辅深知矣。蓟镇事大,岂能轻易。”
结果戚继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在万历元年和万历二年两次大胜朵颜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赏,戚继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终于成了高务实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于其他功绩,一时难以书尽,可待将来再提。
总之,高拱在这六年之中,为大明“嘉隆万大改革”的继续推进注入了足够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难以估量,从这个方面来看,“文正”对他而言,是应有的回报。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鉴于“文正”的特殊意义和极端稀缺性,朱翊钧仍然有可能不给,说不定给个“文忠”也能打发得了。
但高拱还有一个让朱翊钧打心眼里满意的方面,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他没有像历史上张居正教导万历一样,事事要求极严,一点差错都不允许皇帝出现,反而经常在万历出现失误的时候劝慰他,在皇帝偶尔被某些“沽名卖直”的言官批评时帮皇帝说话。
一如当年他对待隆庆一般无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张居正区别很大。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以说高拱是坚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张居正则是宽于律己,严以待人。
张居正被罢免的时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谕查抄他在京师的那座大学士府,当时就是想送给高拱的,结果后来高拱拒绝了。他甚至亲自面圣向皇帝解释:“臣侄务实家财丰裕,来历清白,臣若是想换宅子,何时不可换?所以不换者,为不忘廉洁自律之初心也。”
他在万历朝当了六年首辅,宅田未增一亩,奴仆未加一人,连高务实送给他的一些赏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只收了些茶叶、香皂之类的寻常用度之物。[无风注:历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扬过的。]
而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表现,可就糟糕多了。后世有学者总结他是“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
两种风格,决定了万历小皇帝对他们的不同观感。
高拱延续了他对隆庆的教导方式:既是老师,该教的要教;又像父亲,该护的得护。
所以,“文正”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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