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其实对于这一则故事,高务实是有个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慾。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慾”,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张居正夹在他们中间,虽然出身心学,却受高拱影响很大,于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子为国理政的时候偏向于实学,为己谋私的时候偏向于心学。这其实就是张居正历史上一边反别人腐,一边自己腐的根源所在。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申时行如果真的担任主考官之后会对自己不利,因为申时行的这种理政和为人的思想,使得他不敢跟高党撕破脸这一点高务实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在高务实刚刚断然出手将凌云翼拉下马来之后。
以申时行之谨慎,这段时间他甚至很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高党生冲突,毕竟高党在高务实回京之后似乎有重新团结起来的趋势,如果这个时候对高务实有所动作,“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高党搞不好就突然现了对手,争先恐后来“n打出头鸟”了。
高党从高拱初次入阁开始算起,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怼天怼地的风格,以申时行的处世之道,怎么肯当这只出头鸟,去和高党死磕
所以高务实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内阁中排名最末的申时行做了主考,那么副主考会是谁会不会对自己的进士之路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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