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顿了一顿,李松晨又道:“我们确实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我们也缺乏足够的发展资金和动力,而且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丛林法则横行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平发展,因此现在的中国想要快速发展,只有将绝大部份土地收为国有,由国家直接管理农村,消灭地主阶层,而将地主剥削的收入并入农业税,收为国库所有,当然也会给农民留一部份,然后利用农业工业的剪刀差,将从农村收取到的各种资源,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发展工业,这样才能用工业成果来反哺农业,实现整个中国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绝对沒有第二条路可走。这也是旧时空的历史经验。”
在旧时空中,穿越者的先辈们从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那一刻开始,就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让穿越者的先辈们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无论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负者都承认,土地改革的因素,实际要大于战场因素。
不过由于当时的土地改革运动,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对待,因此留下了许多并不完善的地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土地无偿占用,乱占、多占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致新一轮的土地兼并也有抬头之势,因此在1953年到1956年,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造,才正式确实了土地公有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开。
在后来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土地制度又经过了多次调整,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土地兼并。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造运动,成为一些恶意的评论者,还有失败者重点攻击的目标,说成是在取得政权以前,把土地分给农民,以争取民心,但夺取了政权以后,立马就翻脸不认,把土地又从农民手上收走,甚致将后来由于国内生产的有限性,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粮荒,也归罪于新中国的土地制度。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造运动,是以前土地改革运动的一次补充,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后来的土地改造运动,那么以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土地的“分配--兼并--分配”的轮回而己。
因此李松晨才提议,既然旧时空的经验证明,必须在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那就干脆直接把土地收为国有,就算不能一下孑将所有土地全都收为国有,但也应该将绝大部份的土地收为国有,再重新分配给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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