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再回头拾起变法这面大旗来。
当然,清廷回京之后,天津分治的问题也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海外华人暂时不会和朝廷翻脸,但漕粮、税银的运输问题却是要马上解决的,于是慈禧立刻下令,命令直隶总督袁世凯立刻与海外华人进行协商,尽快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
袁世凯也不敢怠慢,立刻向天津发公文,要求立刻进行协商,落实青岛密约中关于天津分治的协议,而李松晨接到了袁世凯的公文之后,也马上向华东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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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夏博海呵呵笑道:“清廷的这份诏书写得到是不错啊,检讨总节的确实很深刻啊。”
肖建军道:“检讨深刻有什么用,关建在于怎么做?”
王云鹏点了点头,道:“秦政委,你怎么看清廷的这次新政,有可能成功吗?”
秦铮摇了摇头,道:“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机率绝不超过5%。”
收到了李松晨的报告以后,华东政府立刻招开行政会议,协商和清廷解决天津分治的问题。本来这种行政会议,秦铮不应该出席,因为他是立法机构,但青岛密约是秦铮出面和李鸿章谈定,而且秦铮又熟知历史,于是还是请秦铮来参加这次行政会议。
王云鹏道:“政委,为什么清廷的新政成功率不高呢?”
秦铮道:“首先变法的动机就不纯,不能说慈禧搞新政没有为了清廷富强的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维持慈禧的权力,这就注定了新政几乎不可能触及到清廷制度的根本,皇权专制,而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如科举、军事、财政、官制等方面做修正。当然任何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改革简单的,后改困难的,也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旧时空里就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只要给淸廷足够的时间,清廷是可以完成这次变革。这样的说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就在于清廷没有时间了,因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让清廷的威信力降到了最低点,民众,主要是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己经失去了慢慢变革的耐心,而是寄望于急进的一步到位的变革,这就势必会激起朝廷和满族贵族与各省督抚和绅士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只能导致清廷的迅速灭亡,因此在旧时空里,清廷的灭亡绝不是偶然,而是一次矛盾的总爆发。在本时空里,淸廷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们是不会让清廷拖到1911年的。”
这时夏博海道:“清廷的事情就不用我们操心,而是现在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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