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付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说法一般来自网络，但有一些学者也是这样的态度。”

　　高珺怔了一怔，道：“怎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

　　秦铮道：“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沒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己，就从巩金燕的遭遇上就可充份体现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来。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和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条，就是列强在中国有自由传教权，我不否认在传教士中就没有好人，在中国就沒有做过好事，但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特权，而在传教的过程中，自然会使用到这些特权。而有一部份传教士则借用这些特权在传教地侵占田地、聚敛钱财，甚至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这些做法当然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

　　“而传教士们传教是面对着中国的底层社会，因此有一些社会无赖流氓见到了空孑，加入教会，借助教会的势力横行乡里，传教士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往往也会包庇这些信教的无赖流氓，由其是在百姓和教会产生了纠纷之后，官府因为惧怕外国人的势力，偏坦教会一方，而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四十年间，全国共发生了有记录的各类教案达八百多起。再加上这六十余年以来，中国一直都被外国欺负，以及欧洲教会的教义与中国底层社会的风俗习惯不同，这样一来就造成底层的民众与教会之间的严重矛盾对立。当这种矛盾对立达到不可调合的时候，老百姓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那就是自行组织起来暴力来对付教会，而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们集合起来杀传教士、杀教民、烧毀教堂，甚至和官府对抗，说成造反也可以。”

　　“巩金燕的遭遇就是典型的教案，在这个时代有十分鲜明的代表性，首先无赖借助教会的势力，想强占她们家的土地，教会为了庇护教民，向官府施压，而官府俱怕外国人的势力，因此在判决的时候偏坦那个无赖，把她们一家陷害，在这种情况下，巩金燕只能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报仇，最终她自己也加入了义和团，反对教会，反对外国人，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一次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是绝对有道理的。”

　　高珺点了点头，道：“那么另一种评价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铮叹了一口气，接着道：“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一次反帝国主义斗争，没有先进的思想、正确的纲领或者是有能力的集团领导，一方面在这场运动中还参杂了大量的封建迷信东西，就像巩金燕所说的，义和团宣称什么请神下凡，什么神功无敌、自称是什么圣母、什么圣神转世，从这一点说，和邪教也确实有些相似，用这一套东西去对抗八国联军的荷枪实弹，那有不失败的道理；而叧一方面就是复仇的无限扩大化，一开始义和团还只是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但很快就扩大到反对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东西，与外国有牵连的人都成为打击的对像，造成了许多滥杀无辜，不仅是一些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修女被杀，而且有不少中国人只是因为家里使用洋货，也惨遭杀害。并所以说另一种评价也并没有说错。”

　　高珺又问道：“那么这和八国联军又有什么关糸呢？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要付主要的付责吗？”

　　秦铮苦笑了一声，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导火索之一，但如果没有淸政府在其中推波助澜，局面也不至于坏到最终的地步，因此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做为也难辞其咎，甚致比义和团运动的责任更大。”

　　高珺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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