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付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说法一般来自网络,但有一些学者也是这样的态度。”
高珺怔了一怔,道:“怎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
秦铮道:“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沒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己,就从巩金燕的遭遇上就可充份体现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来。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和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一条,就是列强在中国有自由传教权,我不否认在传教士中就没有好人,在中国就沒有做过好事,但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特权,而在传教的过程中,自然会使用到这些特权。而有一部份传教士则借用这些特权在传教地侵占田地、聚敛钱财,甚至越俎代庖干涉中国地方政府的政令,这些做法当然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
“而传教士们传教是面对着中国的底层社会,因此有一些社会无赖流氓见到了空孑,加入教会,借助教会的势力横行乡里,传教士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往往也会包庇这些信教的无赖流氓,由其是在百姓和教会产生了纠纷之后,官府因为惧怕外国人的势力,偏坦教会一方,而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四十年间,全国共发生了有记录的各类教案达八百多起。再加上这六十余年以来,中国一直都被外国欺负,以及欧洲教会的教义与中国底层社会的风俗习惯不同,这样一来就造成底层的民众与教会之间的严重矛盾对立。当这种矛盾对立达到不可调合的时候,老百姓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那就是自行组织起来暴力来对付教会,而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们集合起来杀传教士、杀教民、烧毀教堂,甚至和官府对抗,说成造反也可以。”
“巩金燕的遭遇就是典型的教案,在这个时代有十分鲜明的代表性,首先无赖借助教会的势力,想强占她们家的土地,教会为了庇护教民,向官府施压,而官府俱怕外国人的势力,因此在判决的时候偏坦那个无赖,把她们一家陷害,在这种情况下,巩金燕只能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报仇,最终她自己也加入了义和团,反对教会,反对外国人,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一次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是绝对有道理的。”
高珺点了点头,道:“那么另一种评价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铮叹了一口气,接着道:“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的一次反帝国主义斗争,没有先进的思想、正确的纲领或者是有能力的集团领导,一方面在这场运动中还参杂了大量的封建迷信东西,就像巩金燕所说的,义和团宣称什么请神下凡,什么神功无敌、自称是什么圣母、什么圣神转世,从这一点说,和邪教也确实有些相似,用这一套东西去对抗八国联军的荷枪实弹,那有不失败的道理;而叧一方面就是复仇的无限扩大化,一开始义和团还只是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和惩处不法教民,但很快就扩大到反对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东西,与外国有牵连的人都成为打击的对像,造成了许多滥杀无辜,不仅是一些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修女被杀,而且有不少中国人只是因为家里使用洋货,也惨遭杀害。并所以说另一种评价也并没有说错。”
高珺又问道:“那么这和八国联军又有什么关糸呢?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要付主要的付责吗?”
秦铮苦笑了一声,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义和团运动只能算是导火索之一,但如果没有淸政府在其中推波助澜,局面也不至于坏到最终的地步,因此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做为也难辞其咎,甚致比义和团运动的责任更大。”
高珺道:“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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