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这也是古人长期以来的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礼记·月令》中就总结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的曹植《说疫气》也认为认为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因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导致的，晋人葛洪好一些，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即便是唐代以后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也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关，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称。直到宋代，才有人提出，是病气导致了疾疫，明代的吴有性则认为疫病是异气（戾气）所感，他于1642年编纂的《温疫论》指出传染途径是有空气传染，有传染接触传染）。

　　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就导致了，在一些基本的预防手段之外，人们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放在了纸船送瘟神等民俗驱疫鬼强化对预防的重视，为了确保粮食和饮食安全，有“迎猫”的记载（祈求猫神消灭鼠害）。

　　如果王迪再不采取行动的话，兴许就会有人，尤其是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或者外界敌对分子，把疫病和时令，和天象结合起来，去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

　　所以，第一步就是通过老百姓心中的那些“可靠人士”，将疫病爆发的原因如此解释（也不算是歪曲事实了），也算是转移矛盾了。

　　何况，这样解释，也不是太离谱，老子又没有完全否定时令等因素，只是，就事论事，确实和他们有关啊，东汉王充《论衡·累害篇》就指出：“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万人敬仰的张仲景也曾经指出易感染疾疫的饮食：“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管不住自己的嘴，就是容易出事嘛。

　　这样解释完，老百姓们就舒服了一点：嗯，和我们没有关系嘛，我们也是受害者哦。

　　人类，终究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

　　且不说这些可靠人士说的话是不是无懈可击，人家可不是红口白牙那么简单啊，伴随着这些温暖话语的，还有瓜果蔬菜这些生活必需品啊，看在这些吃的……咳咳，看在领导的关怀备至上，我们当然要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啦。

　　当第一步引导初见成效，群众情绪普遍稳定之后，志愿者们在第二波物资输送的同时，开始了第二个环节的动作：解读政策。

　　隔离手段是当下最有效的手段是大家都默认的，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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