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迁都武昌这件事，孙苗反应很大实属正常。

　　当年，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分江夏立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同年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在南郊筑坛祭天。传有黄龙蟠于江心矶上积日方去，遂改元黄龙。由建业迁富户千家落籍武昌，居民增至10万。于西山建避暑宫、读书堂。颁屯田令，鼓励垦荒，之后才“顺应民意”，迁都于建业——也就是说，武昌才是“原配”。

　　武昌，是孙吴立国根基之江防体系的重要军镇，正所谓“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作为长江流域的中心枢纽，依托武昌，江东政权便可以守东御西，控南据北。而且，相比于周围地域，武昌地处长江南岸，既靠近兵争前线，便于指挥（虽然，孙权本人的这方面水准有点，嗯……）；又倚靠江东腹地，利于防守（这一点倒是不错），所以，孙权深知，守武昌，则夏口可保，守夏口，则江夏俱危。因此，便将此处确定为为理想的建都地。

　　抛却军事因素，孙权有步骤经营武昌的时期，也正是和曹丕政权相处不错的蜜（跪）月（舔）期，建都于此，也是一种外交上的示好（曹丕也需要鼓励孙权去恶心刘备）。

　　再者，经济上看也有可取之处，这里盛产铜矿（孙权为吴王，筑吴王城，次年铸数千铜釜；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被经营为三国时代的铜镜成产基地之一，有着“铜镜之乡”的美誉，也能创收不少；内政上看，滨于长江中游南岸，西邻武汉，东接黄石，北望黄冈的居中位置，也可以兼顾荆扬二州。

　　但是，因为后来外交形势的变化（与刘备关系转好，曹丕方面施加太多的军事压力），孙权在群臣的劝谏之下，不得不第一时间做出了将建业定为国都的决定。

　　不过江东大族的苦口婆心看似为国为民，其实还是为了自身利益，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一个国家根本就做不到全面繁荣昌盛，除了一些特色区域和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外，国都的定位太关键了，世家们当然不希望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鸭子飞走了，顺带着把经济中心也转移到武昌——主要是当时孙权对江东世家的态度很好，还处于相爱相杀的相爱阶段。

　　而孙权，即便是迁都建业，对武昌还是念念不忘，命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驻守武昌，投放了不少配套的机构和资源，陆逊之后，分武昌督为左右两部，以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以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同时，许多皇子也多布置在武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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