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自己在皇宫里的安全，既然是朱元璋同意他回京，则不可能再强加他罪名。以朱元璋的政治智慧，玩过一次的刺客事件也不可能重演。对于眼前这个草莽皇帝，直到听说常茂遇刺的消息之前，武安国一直没有恶感。虽然读过的传闻野史中对这位要饭出身的皇帝贬多于褒，但来到明朝后武安国个人认为那些野史大多不值一栖。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和其他华人社区出版的伟人传记一样，那些无聊文人的谋生之作充满偏见和毫无根据的谎言。中国文人喜欢夸张，常常把历史当作诗歌来写。一些修辞手法写诗歌散文都没问题，若用来记述历史，往往就是大笑话。比如在诗歌里用“燕山雪花大如席”来形容北平一带的冬雪不失贴切。若在历史书中记载“北平冬天下了一场雪，雪花有席子那么大”，难免夸张过度。

　　历史就是历史，一些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过，记载者以旁观的身份平平淡淡看它，记述一个曾经有过的事实就很好，若带上记载者的感情甚至臆断，给历史强加一些功能出来，那历史就不能叫做历史，只能视为传奇。

　　同样对于大明朝的反贪风暴，武安国也是抱着极为的矛盾心里，否则他也不会躲得那么远。特权阶层贪婪成性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他曾亲身体味，深知那些冬天里烧不起暖气的“国家主人”对住在豪华别墅，动辄一掷千金的“公仆”们的痛恨。深知多少游子带着怎样的失望远渡重洋。但他又无法忍受朱元璋用野蛮来对付贪婪。利用特务和株连的手段对付贪官，这和当年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所说的，把官员们全部绑到京广线上用火车压一样不具备现实意义。杀了一个，又上来一群。只要被杀的风险小于对不义之财的渴望，腐败就永远无法根除，并且愈演愈烈。历史上中国的朝代除了大清，没有一个在建立之初不严刑反贪的，但是这些朝代在最后的灭亡时刻来临之前，往往已经被贪官先从内部蛀成了空壳。所谓外敌，所谓内乱，其实不过是放在即将被压跨的骆驼身上最后一根稻草。

　　武安国的想法很简单，凭借他对现代国家制度的一知半解，他觉得帝国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一个机制来约束官员手中的权力，哪怕这些参与这个机制的各方势力本身也不完美。至少这个尚在蒙昧状态的机制体现了初步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北平股市新制度建立期间那看似荒唐的喧闹远远好过高压政策下的万马齐喑。这些年他也一直致力于此，兴办实业，统一度量单位，建立国家科学院，引进新式记帐和审计方法，发行贵金属货币，建立贵族对地方官员的弹劾机制……。可以说大明朝走到今天已经与原来的历史告别，具备成长为一个近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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