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农的街上遇见了那个检察官，他走到他面前问他：“检察官先生，我脸上老挂着这条刀伤，这不碍事吧？”

　　他除了那份极微薄的骑兵队队长的半薪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在韦尔农租下他可能找到的一所最小的房子。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先头已经见到过的。在帝国时期，他趁着战争暂息的空儿，和吉诺曼姑娘结了婚。那位老绅士，心里愤恨，却又只好同意，他叹着气说：“最高贵的人家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彭眉胥太太是个有教养、难逢难遇的妇人，配得上她的丈夫，从任何方面说，都是教人敬慕的，可她在一八一五年死了，丢下一个孩子。这孩子是上校在孤寂中的欢乐，但是那个外祖父蛮不讲理地要把他的外孙领去，口口声声说，如果不把那孩子送交给他，他便不让他继承遗产。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只好让步，爱子被夺以后，他便把心寄托在花木上。

　　其他的一切，他也都放弃了，既不活动，也无密谋。他把自己的心剖成两半，一半交给地目前所做的这种怡情悦性的营生，一半交给他从前干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业。他把时间消磨在对一朵石竹的希望或对奥斯特里茨的回忆上。

　　吉诺曼先生和他的女婿毫无来往。那上校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匪徒”，而他在上校的眼里则是个“蠢才”。吉诺曼先生平日谈话从来不提上校，除非要讥诮他的“男爵爵位”才有时影射一两句。他们已经明确约定，彭眉胥永远不得探望他的儿子，否则就要把那孩子撵走，取消他的财产承继权，送还给父亲。对吉诺曼一家人来说，彭眉胥是个得瘟病的人。他们要按照他们的办法来教养那孩子。上校接受那样的条件也许错了，但是他谨守诺言，认为牺牲他个人不算什么，那样做还是对的。吉诺曼本人的财产不多，吉诺曼大姑娘的财产却很可观。那位没有出阁的姑奶奶从她母亲的娘家承继了大宗产业，她妹子的儿子自然是她的继承人了。

　　这孩子叫马吕斯，他知道自己有个父亲，此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谁也不在他面前多话。可是在他外祖父领着他去的那些地方，低声的交谈，隐晦的词句，眨眼的神气，终于使那孩子心里有所领悟，有所认识，并且，由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也自然而然地把他常见的那种环境里的观点和意见变为自己所固有的了，久而久之，他一想到父亲，便感到羞惭苦闷。

　　当他在那种环境中渐渐成长时，那位上校，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偷偷地、好象一个擅离指定住处的罪犯似的溜到巴黎来一次，趁着吉诺曼姑奶奶领着马吕斯去望弥撒时，他也溜去待在圣稣尔比斯教堂里。他躲在一根石柱后面，心惊胆战，唯恐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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