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珍贵的史料档案,其档案管理向来以严谨有序闻名,怎么会出现,将整盒资料放错位置的情况?尤其是,在我们急需这批资料的关键时候?”
“您分析得很对,档案馆工作人员也表示,建馆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如此说来,是有人故意动了手脚?难道……是档案馆的人?”谢俊南开始臆测。
“不见得。”韩景辉似乎并不认同,“从时间上计算,大山湾‘插’队知青的资料,已经被存放三十多年了,可你刚才也提到,档案馆中所有馆藏资料,每季度都会被统一清点,距离上次清点,不过才两个月,而那时并没有发现类似问题。这就说明,如果真有人动了这些资料,也是近一个月的事情。假如问题出在档案馆内部,没有必要近期才动手,完全可以早点把资料处理掉,甚至在网络平台上删除它的记录,不是更稳妥吗?”
“那就一定是近期去档案馆查阅过资料的人!”谢俊南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存放知青档案的馆藏室,于每周一、三、五对外开放,只要凭借档案馆的借阅证,都可以进入馆藏室查阅资料!”
“对人员查阅资料情况,档案馆有登记吗?”韩景辉又问。
“有。”韩景辉回答,“查阅人员的证件号以及查阅的资料,全部都有电脑记录。”
“小陈还在白远市吗?”韩景辉接着问。
“今天下午的火车。”谢俊南答。
“让他改签一趟,推迟返回。再去档案馆,查出近一个月以来,谁查阅过这批知青的资料!一有结果,立即反馈!”韩景辉快速做出了安排。
“是!”谢俊南响亮回答道。
说罢,他转身就要离开,可刚跑了没几步,谢俊南忽又停下了。
“还有事吗?”韩景辉问。
“差点遗漏了更重要的问题!”谢俊南急忙返回,补充汇报说,“康安平的档案有些麻烦。”
“什么麻烦?”韩景辉问。
“经查,康安平就读过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六十年代,由乡镇或村庄自发组建起来的学校,说白了,就是一口屋子,几个学生,加上一个老师,就开课了,因此,学校不论老师还是学生,流动‘性’非常大,总之很不规范。改革开放以后,这两所学校都被撤并了,相关人员根本无从查起。另外,农中情况与之类似,虽然没有撤并,但学校已经搬迁过数次,现在是一所职业专科学校,先前的师生档案资料早已不知去向了。还有,康安平虽然出生在峪江,但他的父母皆是外地人,且早已去世,因此,很难找到他青少年时期接触过的人。”谢俊南只得道出事情。
“这么说,康安平早年的经历几乎是空白了?”韩景辉反问。
“对不起,韩队,我……已经尽力了。”虽然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谢俊南还是妥协了。
“没关系,空白的经历,也是发现。”然而,没有过多责怪谢俊南,韩景辉反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韩队,还有一点,李彬父母的情况我也核实过了,与康安平在阳光心理诊所描述一致,父亲早逝,几年后,母亲也因病去世。但实际上,康安平母亲的去世时间,要早于其父亲。如此这般,康安平果真是把自己当做李彬了?”这时,谢俊南又提到了这一情况。
“或许是吧。”没有明确表态,韩景辉的眼神,却愈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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