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离，地主不再从土地征收分成的租税，而是让佃户每年付固定的田租。

　　这样一来，地主就免于经营性风险。

　　毕竟种地遇见年景不好，赔本也是很正常的。如此一来，这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佃户了。

　　当然了，佃户并非没有得到好处。

　　佃户得到的好处就是稳定。

　　什么稳定？那就是地主不可以夺佃。

　　也就是说，地主不干预土地经营的任何事物。甚至不能夺回佃户租种的权力。

　　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模式。

　　在北方因为田产的问题，这样的模式还没有出现，但是这是在江南，可以说是整个大明农业最发达，精耕细作最为兴旺的地方。

　　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

　　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但是也是在明中叶，才扩散开来，到了晚明，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

　　一直到民国时期。

　　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

　　没有好处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

　　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能够扩散全国，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

　　因为明中叶南方，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地少人多。

　　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想要高产，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

　　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

　　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在改换门庭之后，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

　　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

　　说是耕读人家，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

　　所以，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

　　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

　　一田二主，但是朝廷黄册之上，却只能有一个名字。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

　　除此之外，还有官田的问题。

　　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原因很简单，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加到官田之上，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

　　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

　　官田都是好田地，甚至严禁买卖，但是还是有人卖，本来即便是卖，卖的也是永佃权。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

　　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从中间又抽了一成。

　　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

　　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一田多主。

　　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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